猛回头已百年身（8）
谨以本文，纪念那一个值得记忆的时代；
谨以本文，献给那些崇尚自由的精灵们。
前言
“有一些故事，我们都知道结果，但却淡忘了过程。”
“在这个平庸的时代，让我们记忆一下百年前的那个有激情的时代，聊以自慰。”
（接上文）
49. 陈寅恪，1890年出生，1919年时29岁
欧洲人有一句话：“三代培养一个贵族”。陈寅恪一家，三代英才。
陈寅恪的爷爷叫陈宝箴，早年为曾国藩器重，入曾国藩幕僚，官居湖南巡抚，曾在湖南力行新政，创办时务学堂，引进梁启超、谭嗣同讲学，前面提过，蔡锷就是在这个学堂里求学的。后来，湖南风气一时新，不能不说与此巡抚的作为有关系。
陈寅恪的父亲叫陈三立，陈三立本人是一名诗人，清末“同光体”诗的主要代表人物，曾任吏部主事。陈三立和谭嗣同等人交好，其时，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以及另外两位高干子弟被并称“晚清四公子”，可见其名声之响。
陈氏父子是戊戌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陈氏父子以及前面提到过的梁启超老婆的哥哥李端棻等人被以“招引奸邪”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
从此，陈家再也不涉政事，这一点在后来陈寅恪的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
陈三立娶了俞明震的妹妹，陈三立和俞明震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因此关系甚好。陈家败落后，俞明震曾多次帮助陈家。
1937年，芦沟桥事变，陈三立绝食五日而死。
陈寅恪是陈三立的三个儿子中的老三。
比16岁时读尽家中藏书的柳亚子还要厉害的是，陈寅恪在12岁时已读尽家中藏书，要知道，那可不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藏书，而是一个朝廷巡抚一个著名诗人两代人的藏书，那是一个小型图书馆。
12岁时的陈寅恪跟着哥哥陈衡恪东渡日本，开始游学。这次日本之行，他认识了鲁迅、钱均夫、蒋百里、李叔同等人。不能不说是又一次视野的开阔。
因患足疾回国以后，陈寅恪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20岁时陈寅恪又开始周游列国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这次回国后担任过一段时间蔡锷的秘书，但很快，他又要出国游学。
1918年，28岁的陈寅恪又一次开始周游列国留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在哈佛时与吴宓等人并称“哈佛三杰”，后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中亚古文字、蒙古语等。
直至1925年应聘回国。
自12岁第一次开始，一共三个轮回的海外游学，总共时间共计13年之久，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至少14种语言。对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研究，并且旧诗因秉承家学渊源，功力深厚。
然而这么多年的海外留学，这么多海外名校的求学经历，陈寅恪却始终未拿一张“博士”或“硕士”文凭，他终生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他在上海复旦公学得的那个文凭。
对这一行为的解释，他的答案很简单：“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是不是很有道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子，但是很显然，陈寅恪并不是在海外混日子混不到文凭的，他只是不为文凭而读书，他只在为求学问而读书，完全是在“为读书而读书。”
一个真正“视学问为黄金，视文凭为粪土”的人。
现今众多留学者，谁有这种自信？人们都口口声声骂着文凭是一张废纸，然而每个人都想要这张废纸，没有的人还造假去买一张贴在脸上。
人们常常都把学问或学术当成了工具和手段，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有哪几个人能像陈寅恪那样把学问当做目的，学问的目的就是学问本身？
国有古语：“非因报应方行善，岂为功名始读书。”
当陈寅恪还在海外到处游学的时候，傅斯年就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傅斯年说这话或许可以存疑，因为陈寅恪、俞大维都是他的亲戚。俞大维是陈寅恪的表弟兼妹夫，傅斯年又是俞大维的妹夫。
什么是“表弟兼妹夫”？就是表弟娶了表姐，贾宝玉娶了林黛玉这样的关系。
这里的关系很复杂，可以缕一下，当然也只能是简单缕一下：
俞明震弟兄三个，他是老大；
他的三弟叫俞明颐，俞明颐娶了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为妻；
他的妹妹叫俞明诗，俞明诗嫁给了陈三立；
俞明诗和陈三立的一个儿子叫陈寅恪；
俞明诗和陈三立的一个女儿叫陈新午；
俞明颐和曾广珊的一个儿子叫俞大维，俞大维娶了陈新午；
俞明颐和曾广珊的一个女儿叫俞大彩，俞大彩嫁给傅斯年；
俞明震的儿子叫俞大纯；
俞大纯有一个儿子叫俞启威，是江青前男友；
俞大维有一个儿子叫俞扬，俞扬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
这个确实很复杂，搞来搞去把蒋介石和毛泽东搞成亲戚了。。。
所以俞大维、陈寅恪、傅斯年都是亲戚，陈寅恪和俞大维还是亲上加亲，所以傅斯年说的话可以留个存疑。
但是罗家伦也说，陈寅恪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其“博学多能，泛知无涯”，确实无愧于“读书种子”这一称号。
吴宓也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胡适也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那可能就真是这样了，俗话说“文人相轻”，但这么多同行都对他评价甚高，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如果没有人叫他回国，他可能还在海外游学，游学不知归路。
1925年，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吴宓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还在海外游学的“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于是向校长力荐聘请陈寅恪回国任教。
就连名声早播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也给别人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也极力向校方推荐比自己小17岁的陈寅恪。
据说清华校长和梁启超之间还有类似这么一段的对话：
校长：梁任公啊，您说的这个在海外留学多年的陈寅恪有博士学位么？
梁：木有。
校长：那他出版什么专著了么？
梁：木有。
校长：那他在top期刊上发过论文么？
梁：木有。
校长：那他发表过什么论文么？中文的也行。
梁：木有。
校长：任公啊，您是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呢啊？你说这个人在海外留学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搞到一个文凭，也没个文章啥的，是不是个混混啊？咱们清华可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国内top2的高等院校的呀，总不能这么随意地请个人来当教授吧？
梁：木有学衔，木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全部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寅恪三百字有价值！
于是陈寅恪来到了清华任教，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或者再加上一个人，称为“四大导师”，或者再加上一个人，称作“五大导师”，反正这几种提法好像都有，但他们三个人应该是毫无争议的，是年，梁启超52岁，王国维48岁，陈寅恪35岁。
在清华任教时，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陈寅恪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
前面提到过，就连狂狷的刘文典，都说如果陈寅恪拿四百块钱的话，他只能拿四十块钱。
1928年，时年37岁的陈寅恪在上海结婚，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唐景崧是谁？就是清政府在台湾的最后一任巡抚，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时候，他们曾试图宣布台湾独立，成立共和国，以此抵抗日本。
也就是俞明震曾经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协助过的那位台湾巡抚。
俞家与陈家，可谓是亲上加亲又加亲啊，三代姻缘。
此后陈寅恪一直留在清华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为父治丧完后，陈寅恪随校南迁，过起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再后来，陈寅恪双目失明。但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他拒绝了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后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1953年，中国科学院拟聘请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出任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遂不能就任。
这一年，他的一个学生蒋天枢给目不能视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后，大受震动，一时冲动，写下了近80页的长篇论文《论〈再生缘〉》。
《再生缘》的作者是一个小女子陈端生。
50. 陈端生，1751年出生，1919年时已离世123年
字云贞，浙江钱塘人。又是一个浙江女子。
清朝有两个写小说的天才，男是曹雪芹，女是陈端生。
他们的两部小说，自己都没有写完，并且都有人自作多情地续写结尾。一部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一部是陈端生的《再生缘》，两者并称“南缘北梦”。
曹雪芹写《红楼梦》，至80回，未竟而卒，高鹗续写后40回；
陈端生写《再生缘》，至17卷，未竟而卒，梁德绳续写后3卷。
不同的是，曹雪芹在窘迫的困苦中写红楼梦，陈端生在惬意的优雅中写再生缘。看来真的是要“女富养、男穷养”啊。
陈端生写《再生缘》时不到18岁，到完成16卷时还未满20岁。33岁时在亲友的催促下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下第17卷，从此不复有作。
《再生缘》说：“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偏相传。龆年戏笔殊觉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
《红楼梦》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人家都说了，“龆年戏笔殊觉笑”，小时候自己写着玩的东西；
人家都说了，“谁解其中味”，我本孤独，没有人懂得我的心。
既然都这样了，别人怎么续的了呢？陈端生自己都不能回到17、8岁的年龄来完成小时候写的文章，别人怎么可能续写的好？
曹雪芹都明说了，你们是不知道我的真实内心的，你们别人怎么又可能替我写得了？
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完整的文章，从来没有真正完整的历史。
所有的完整，都是局部的完整。
行于可行之处，止于不得不止，于戛然而止处停止，何尝不是一种美，何尝不是一种完整。何必要追求一个表面的结局，而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狗尾续貂何必续，本来不是一母生；嫁接技术不高明，狗尾反而累貂身。
《红楼梦》本不需要续；
《再生缘》本不需要续；
不完整的它们，本身是完整的。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人间书，完犹未完，何妨以不完完之。
1954年，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定稿，未能出版。
1959年，《论再生缘》在香港出版，海外轰传一时。
1962年，陈寅恪的右腿骨折，从此目不能视、腿不能行。
1963年，目不能视、腿不能行的陈寅恪又完成了一部作品，这次的作品篇幅更长，全书八十万言，前后写作共计十年之久，基本上由陈寅恪口述助手黄萱笔录成书，那就是《柳如是别传》。
一生“读书不肯为人忙”的陈寅恪却在晚年目不能视、腿不能行的情况下忙着为一弱女子立传，那柳如是想必是一位更为传奇的女子，想必她应该比陈端生更有才情。
51. 柳如是，1618年出生，1919年时已离世255年
浙江嘉兴人，又是一个浙江女子。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柳如是“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虽为烟花巷中人，但却“超世俗，轻生死”。
柳如是、董小宛、陈圆圆等人并称“秦淮八艳”，时有语：“不见秦淮八艳，不知何谓倾城倾国；不结识秦淮八艳，写不出天下文章；不为秦淮八艳所赏识，算不得文宗国士。”
身为“秦淮八艳”之首的柳如是，可想而知其风采绝代。
“才学智侠”俱全的柳如是，历史上，能超越她的女子，可能只有易安居士李清照了。而她超越的男人，何止千万。
有人评价柳如是的尺牍“艳过六朝，情深班蔡”，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她的书法“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如此才女兼美女，自然是仰慕者众，然柳如是虽为一风尘女子，却不为达官贵人所动，独仰有才情胆识之男子。
曾与松江才子陈子龙惺惺相惜，然陈子龙少年英才遭天妒，战乱之年，领兵抗清，兵败被俘，投水自绝。
她又听说钱谦益乃当今李杜，所以前去寻访。
钱谦益，进士出身，官至礼部侍郎，时人称其为“东林领袖”、“文坛祭酒”。
对了，前面说过，只要碰到姓钱的，都是钱缪他们家的，所以钱谦益也是他们家的。
据载：“柳如是闻钱谦益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风采，乃驾扁舟来访，为士人装。刺入，钱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于次日作诗投之，诗内已微露色相。钱得其诗，大惊，急访柳于舟中，则嫣然一美姝也。”
可见钱谦益还是比较肉眼凡胎的，不会识人辨相，与他的东林领袖文坛祭酒等盛名略略不符。
后来“以牧斋之禅力，不能当河东君之魔力”，于是61岁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娶了25岁的才女、美女兼妓女柳如是。
然而柳如是好像是看走眼了，此文坛领袖貌似并不像她以为的以前的文坛领袖那样有风骨。
时至明末，明朝在清军和李自成内忧外患下走向灭亡，崇祯皇帝上吊自尽。
国难临头家安在，你是朝廷命官，自然应该与朝廷共存亡。柳如是劝这个“进士出身、礼部侍郎、东林党魁、文坛祭酒”的钱谦益投湖自尽以“随大行皇帝其后，使大驾不孤行于地下”，你投湖不孤独，我一定和你一起投湖自尽，以表忠意。
钱谦益用脚试了试水，说水有点凉要不咱们先回家此事以后再议吧夫人。
柳如是叹了口气说：“那你就隐居世外，不事清廷，也算对得起故朝了。”
钱谦益说好吧，一定答应你，我头发有点痒，咱们回家洗洗头去吧。
后，钱谦益降清。
再后，钱谦益八十来岁去世时，柳如是46岁，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如是吮血立下遗嘱，然后解下腰间孝带悬梁自尽。
多数人都认为，钱谦益虽是文坛盟主，但无论才识人品都不如柳如是。
清代袁枚说：“伪名儒，不如真名妓。”
谁说女子不如男？几个男子能及柳？
有人认为：“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一个男人，还要靠着一个弱女子来挽回一点颜面。
“李杜”文章不值钱，谦谦人品更价廉；烟花巷里有奇女，却因谦谦累命短。
对于“专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的陈寅恪费时十年、穷晚年几乎全部精力去研究柳如是并费尽千辛万苦著成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这件事，很多人试图解释其中原因。
“知情人”余英时说他写这样的传记其实是在“借钱柳关系说去留问题”（大陆与台湾）。
从这个结论上看，我觉得余英时大概并不真正了解陈寅恪。
他甚至认为陈寅恪写柳如是其实是在写自己的妻子唐篔。
这个见识，浅薄之极。
看来余英时虽然号称对陈寅恪很有研究，但显然，他研究了很多年，却并不真正理解这个人，或许是囿于己见，以己度人，所以得此狭隘之观点。
简单地说，陈寅恪没那么小家子气，要靠写别人来抒发自己的处境问题。
一个大声疾呼“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人，一个视欧美名校的博士学位为粪土的人，一个明知“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的人，怎么可能只看得见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需要写一本洋洋几十万字的书来隐晦地表达这种困惑的心情？
他的所有文字从来没有显示出自己那么小家子气过，小家子气到要靠写历史写别人来写自己。
他写历史，就是在写历史，他写别人，就是在写别人。治学以求光明磊落，要搞什么隐喻？
林语堂在自己著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
都当过“岭南人”的陈寅恪或许没有苏东坡那么豁达那么潇洒，但他们大抵是一类人，他们不大可能为了自己眼前一点小破烂事兴师动众。
要写就写，要骂就骂，要什么隐喻，无聊。
鲁迅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鲁迅死后，与其关系仍然很不和谐的弟弟周作人说：“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林语堂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无论是陈寅恪三百年后为柳如是立传，或者是林语堂九百年后为苏东坡立传，所有的原因，无外乎这五个字：“心有戚戚焉。”独因惺惺相惜，独因透过百年望见知己，与知己审美与知己对话，如此而已，兴之所然，笔不能停，如此而已。
除此之外，所有的解读都多余。
哪里有那么多废话，那么多动机说？那么多隐喻说？那么多牵强附会说？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零星地散落在各个时代各个角落，或时隔百年或相隔万里，偶然一瞥之间，他们总能穿越时空相识一笑，是为神交。
神交是最高程度的审美。
大多数的人活在功利的世界中，少部分的人的活在审美的世界中，后者能看清前者，前者不能理解后者。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审美给他们带来的动力远远超过功利给他们带来的动力。
吴宓说：“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如果说陈寅恪是柳如是的托命之人，是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的托命之人，当然他自己也应该有托命之人，我想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助手黄萱，没有黄萱，《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或不能见世，陈寅恪说：“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另一个，是他的学生蒋天枢。
蒋天枢于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陈寅恪学习文史。后任复旦大学教授。
虽是学生，但也只比陈寅恪小13岁；虽仅比老师小13岁，但蒋天枢在陈寅恪面前一生执弟子礼。1964年时，两人已经都是老人，一个是75岁的老人，一个是62岁的老人，但他和老师谈话，仍然是自己站，老师坐。老师目不能视，也不知道他站着，自顾自地讲话，他也不因老师目不能视，就坐下或躺下听老师说话。
所谓程门立雪，所谓不欺暗室。
文革前，蒋天枢在复旦大学干部履历表的“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时正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高潮，陈寅恪处于风口浪尖，多少人正忙着与他划清界限，多少昔日学生装作不认识他，而蒋天枢却光明正大地把这个臭名狼藉的人引作自己的至亲。
所谓风骨，所谓人格。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其生日前夕，蒋天枢专程从上海赶来给他祝寿，陈寅恪则委托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
1969年10月，苦经文革磨难而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
四十多天后，在料理完了他的后事后，妻子唐篔也撒手人寰随他而去。
蒋天枢自此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研究，转而全力搜集、整理和编辑陈寅恪的著作。
1980年，陈寅恪去世11年后，《柳如是别传》出版。
1982年，陈寅恪去世13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
此时，为整理此书忙碌了18年的蒋天枢自己也已是80岁的老人。
所谓一言九鼎，所谓一诺千金。
唯这样的人才值得托命。
在陈寅恪去世的四十多年前，与陈寅恪齐名的王国维则视陈寅恪、吴宓二人为他的托命之人，自绝于昆明湖的他在其遗书中写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陈寅恪“独为神州惜大儒”，他不仅遵照王观堂先生的遗愿处理了他的书籍，还写下56句784字的长诗《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以纪念王国维。
他是写给王国维的，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
在王国维纪念碑上，陈寅恪写着：“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是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本文逶迤蜿蜒7万字，至此终于可以收笔。
（全文完）